“晚上好，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她角和嘴角的鱼尾纹既刻着她的年龄，又刻着她经历的磨难，也刻着她的智慧。

“您的法文书都是从哪儿来的？”

“还有一个小儿。8岁。”

现在奥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远就让拖鞋发声响，免得她受惊：

“这么说，现在只有您一个人？”

“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个劳改营？”

奥列格又了：

他们怀着良好的祝愿、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视着对方。

“是克劳德-法雷尔写的。”这位奇怪的护理员回答时把“劳”这个音发得比较。

“晚上好，”她微微一笑，带着在自己宅邻接待上宾似的拥上了年纪的资夫人式的全尊严。

“您也到过那里？”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靠近泰会特火车站。”

“又是法文的？说，是什么书？”

“是全家一起被抓的。闹不清究竟谁连累了谁。”

是啊，他们所行的是事务的谈话。

“是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轻浮浅薄，也多。可真想喝住他们问一问：喂，朋友们！要你们苦活，行吗？叫你们光吃黑面包没有菜汤，受得了吗？”

“明白了。那是湖区劳改营。实际地可能在勒拿河边，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一也不向往？”她笑了，奥列格也跟着笑了起来。“宁可接受看和监督？”

然而，真要涉及帮助，他们却无能为力。

奥列格倒着发蓬松的脑袋，想看清那是本什么书。

“城里有一个外文图书馆。另外，我还从一位老妇人那儿借来看。”

她也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有如对方在问她值班的事：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书，就像一条狗斜瞅～只鸟儿标本：

他们的笑有一个共同的特：似乎刚刚开始，却又不可能继续下去。

标志，仿佛手心和脚掌上有什么烙印。（实际上这方面的迹象确实很多，例如：脱而的一个词儿；说这个词儿时的语调；话与话之间嘴的撇动；别人表情严肃时，此人却在微笑；别人都在笑的时候，此人却绷着脸。）就像乌兹别克人或卡拉卡尔帕克人在医院里毫不费力就能认他们的同胞那样，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铁丝网影中一次，就有这本领。

这神表明，他们随时愿意为对方提供帮助。

坐在椅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时而偏向左边，时而偏向右边，仿佛过的躯对他是个负担。他并不拐弯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问：

“这是没有理的。人家已脱离了黑面包阶段的生活。那是经过奋斗得到的。”

“也许是这样。也许这是我于妒忌。不怎样，反正想喝住他们问问。”

“那样不会到痛苦，”她回答说。她的嗓门一向不大，说话声音很轻。

站久了他觉得吃力。她注意到这一，便将一把椅挪给他。

“现在也都在一起吗？”

“又何必怕痛呢？”

“在我们俄罗斯，赞叹‘黎！黎！’有多久了？大概有两百年了吧？让人耳朵都嗡嗡直响，”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呶。“那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酒店，我们恐怕也都能背来。可我就是不知趣——一也不向往黎！”

“不，哪能呢！女儿死在效地。战后我们转到这里来。丈夫在这里第二次被抓走，送了劳改营。”

奥列格望着她那并没有颤动起来博取怜悯的脸。

“可您为什么老是看法文书呢？”

“是的。”

她看书时不镜。她转过来——这转动作的本就跟她随时听候使唤的转动作有某无以名状的不同。

“第二次是在1949年？”

“您是由于丈夫的问题而受到连累吗？还是由于自己的问题？”

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俩早已互相认了对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