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的哈喇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上一本怎么写，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我看金庸》）

我这样批评王朔，他见了兴许又不服，那就用他自个儿揭自己兼作辩护的话讲：

我是写自己的那类作家，俗称不大气，视野局限在个人一己之私的。我也没比谁多活一辈子，再写，还是那筐人。过去，写得太零碎，仅仅是一些侧面，也不免情势所限，忽略了很多，夸张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我的最大弱点：爱自己——而且知道自己》，《无知者无畏》第168-169页。）

从上面的话里，我们能够看得出，王朔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全理解、原谅，他也希望得到别人理解、原谅，这是他的要求、标准，正当而合理；可对于金庸的“不足”——多处的“不足”又那样想当然——他以另一套标准来要求，不予理解、原谅！

对此，他或许并非故意，他的态度十分随便，他说过，他对金庸的批评，也是极其个人化的读后感，无意于进行人身攻击“但我这人文风确有问题，一贯恶劣，写出来就成了杂文”因而“我说好说坏并不重要，本来是很随意的，没想搞成跟学术争鸣似的一本正经的东西”（《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

这是王朔一贯的风度、气派。

他觉得写杂文骂骂人是可以的，胡说也是允准的，而学术的规矩多，不好骂人，不好乱说。

因此，做“杂文”不像学术研究，不要讲究，讲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写了，随意点好，只有随意了，他才可以不负责任——在这事上他不想认真，就希望别人也不要对他认真。

在我们那个让王朔看起来绝对不美的“传统文化”里，曾有一个条目，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文化里也有相近的内容，他们的说法叫做“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或者叫“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该怎样对待别人”这个条目被认为是全人类古来共信、不证自明的“金规则”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美］斯威德勒：《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参见《东方》1995年第3期。）

以此对照，王朔所犯的错误恰恰是这个。

他对于自己的过分理解、对于金庸的过分不理解，同样是不道德的。

这种不道德，过去我只在《圣经》里见过，但人家是“上帝”耶和华，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对别人用一种标准，对自己用另一种。

王朔是什么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话语权有了，四处滥用，却不能像“上帝”或者专政君王那样，拥有垄断所有话语的霸权。

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会有人站出来唱反调，骂骂王朔，让你干急。

具体地说，王朔的小说里到底犯了些什么“臭”呢？

他写得不错的《浮出海面》、《动物凶猛》等作品问题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识分子高兴、也令我心头激赏不已的小说《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抠，也不是不能怀疑：那个叫着齐怀远的女人太“骚”不大注意女同志的庄严形象，和那个男人马林生进入情况太快。做儿子的那位则显得太成熟了，思想、观念那么复杂“智商”之高，辩才之胜，真不像个孩子，起码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