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平房，建筑十分潦草，大概当时是临时的建筑，其规模比临时搭起的棚略胜一筹。学校教室张的时候，这里曾用作临时教室。现在全国大学都停课闹革命已经快两年了。北大连富丽堂皇的大教室都投闲置散，何况这简陋的小屋？所以里面尘土累积，蛛网密集，而且低矮，霉气扑鼻。此地有老鼠、虎，大概也有蝎。地上爬着多足之虫，还有土鳖，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小动，总之，低矮之所有的动，这里应有尽有。实际上是无法住人的。但是我们此时已经被剥夺了“人”籍，我们是“罪犯”让我们在任何地方住，都是天恩厚。我们还敢有什么奢望！

在“宪法”和补充法律条文的约束下，我们的棚生活井然有序。早晨六起床，早了晚了都不允许。一声铃响，穿衣屋，第一件事情就是绕着院跑步。监改人员站在院正中，发号施令。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很少手执长矛，大概是觉得此地安全了。跑步算不算育锻炼呢？常理说，是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一群“劳改罪犯”每天除了力活以外，谁也不允许看一书，我们的育锻炼已经够充分的了，何必再多此一举？再说我们“这一群王八”已经被警告过，我们是铁案如山，谁也别想翻案。我们已经罪该万死，死有余辜，锻炼不锻炼完全是无所谓的。惟一的合理解释就是我发现的“折磨论”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办法。让我们在整天力劳动之前，先把力消耗净尽。

最初几天，我们就在砖地上铺上席，晚上睡在上面，席下面薄薄一层草实在挡不住气。白天苍蝇成群，夜里蚊成堆。每个人都被咬得遍鳞伤，奇难忍。后来，运来了木，席可以铺在木上了。夜里每间房里还发给几个蘸着敌敌畏的布条，悬挂在屋内，据说可以防蚊。对于这一些“人”措施，我们几乎要激涕零了。

（三）日常生活

还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忘记

于我们的住，我在上面已经有所涉及。现在再简略地谈一谈。

跑完步，到院里的自来龙那里去洗脸漱。洗漱完，排队到员二堂去吃早饭。走在路上，一百多人的浩浩的队伍，个个垂丧气，如丧考妣。据法律，谁也不许抬走路，谁也不敢抬走路。有违反者，背上立刻就是一拳，或者踹上一脚。到了堂，只许买窝和咸菜，油饼一类的“奢侈品”是绝对禁止买的。当时“劳动罪犯”的生活费是每月十六元五角，家属十二元五角。即使让我买，我能买得起吗？靠这一钱，我们又怎样“生”怎样“活”呢？餐厅里当然有桌有凳；但那是为“人”准备的，我们无份。我们只能在楼外树底下，台阶上，或蹲在地上“膳”中午和晚上的菜更与我们无关，只能吃盐拌黄瓜，清煮青菜之类。整天剧烈的劳动，而肚里却滴油没有。我们只能同窝拼命，可是我们又哪里去粮票呢？这是我继在德国挨饿和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第三次堕饥饿地狱。但是，其间也有本的区别：前两次我只是饿肚而已，这次却是在饿肚之外增加了劳动和随时会有之苦。回思前两次的挨饿宛如天堂乐园可望而不可即了。

早饭以后，回到棚，等候分劳动任务。此时我们都成了。全校的工人没有哪个再活了，他们都变成了监工和牢禁。他们有了活，不是多脏多累，一律到劳改大院来，要求分“劳改罪犯”这就好比是农村生产队队长分一样。分完了以后，工人们就成了甩手大掌柜的，在旁边颐指气使。解放后的北大工人阶级，此时真是踌躇满志了。

这时候，比起太平庄来，劳动“罪犯”的队伍大大地扩大了，至少扩大了一倍。其中原因我们不清楚，也不想清楚，这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观察了一下，陆平等几个“钦犯”最初并没有关在这里，大概旁还有“劳改小院”之类，这事我就更不清楚了。有一些新面孔，有的过去在某个批斗会上见过面，有一些则从没有见过面，大概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新“揪”来的。事实上，从院一直到大院解散，经常不断地有新“罪犯”参加来。我们这个大家在不断扩大。

“罪犯们”被分到三排平房中去住。

棚里有了《劳改罪犯守则》，就等于有了宪法。以后虽然也时常有所补充，但大都是的，没有形诸文字。这里没有“劳改罪犯”大会，用不着什么人通过。好在监改人员—我不知这是不是官方的称呼？—成法，说什么都是真理。